回到慶市，葉洛便立即檢閱起小徒弟的課後作業。

在小阿俏的協助下，十二歲的孔令俊還真成功拿下了慶市大飯店及其周邊的一大片土地和房子。

在葉洛回慶市前，建築拆遷就完成了，並已經著手開始建造葉洛構想中的美食城，且各種廣告打得滿天飛，全慶市人都知道二少爺要在這兒開一個大家都能去的美食城。

雖說取巧掛了葉洛的名號，但孔令俊的一係列商業運作還真像那麼回事。

尤其是先做宣發，各種打廣告這塊，深得葉洛之精髓，讓小阿俏都讚不絕口。

彆覺得盧作孚等一群老油條商人會因為孔令俊的身份地位而在商業競爭中留手。

在金錢麵前，眾生平等。

最多也就是在和孔令俊競爭時，會顧及到她的老師葉洛和那個當了工商部部長的老爹，不對她用些下三濫的手段。

但該有的競爭，那是一分都不會少。

這也是葉洛向潘文華承諾的慶市未來商圈的良性競爭氛圍。

可即便如此，孔令俊還是在一群老油條中殺出了血路，就算有小阿俏的從旁協助，也足以讓人感到驚歎了。

以前是因為她長大後那無法無天的樣子，不想讓這小丫頭走上不歸路，也不希望未來那些人受到她的毒害，葉洛才勉為其難答應收她當徒弟的。

但這次事情後，葉洛終於正視起這個問題。

葉氏投資的未來，必將如後世那種頂尖財閥般各種發展，甚至有跨國經營的可能。

這樣一來，隻是單一的財閥家族總有沒落之時。

那時，能拉一把的盟友就很重要了。

按照曆史進程，孔家會隨著校長去寶島，最後慢慢泯然眾人，不再複當年四大家族之輝煌。

但如果讓孔令俊接過自己的衣缽，也許能搞出一個新的財閥家族。

對葉家未嘗是一件壞事。

畢竟葉洛在美國的那些盟友，說白了還是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孔令俊這小丫頭一直等著老師的誇獎呢，完全不知道就這麼幾天功夫，葉洛竟然就把她的後半輩子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也許若乾年後回望今天，她會不勝感慨。

跟葉洛在慶市的有趣日子比起來，張漢卿最近則是過得焦頭爛額。

自今年開春以來，日本在北方開始慢慢製造爭端。

為侵略華國北方，日本一直通過各種形式對北方進行間諜活動。

6月26日，在北方從事間諜活動的日軍參謀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被當地駐防的屯墾軍第三團拘獲。

由於間諜罪證據確鑿，按國際慣例，團長關玉衡遂下令將中村等人處死。

日本政府隱瞞中村等人在華國進行間諜活動的真相，公布了他們被華國軍隊處決的情況，以此擴大事態，煽動侵華的戰爭狂熱，為即將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做輿論準備。

這事說白了，日寇完全站不住腳，沒道理可言。

但他們已經想明白了後續的侵略，因此可以毫無底線的顛倒黑白。

麵對北方，他們甚至可以向張漢卿叫囂說要嚴懲關玉衡等人，且對中村等人的間諜行為拒不認罪。

麵對國內，這些軍部狂熱份子混淆是非，煽動民意，趁著濱口雄幸身體越來越差，妄圖奪取政權，發動戰爭。

這些日寇已經瘋了。

奈何涉及外交爭端，即便北方占了所有道理，張漢卿還是不得不和他們談判談判再談判。

誰讓校長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呢。

中村事件後不久，更大的萬寶山事件又爆了。

1931年4月16日，萬寶山村稻田公司經理郝永德租得萬寶山附近蕭翰林、張鴻賓等的荒地500坰。

租約最後一條規定：“如果縣政府不準，該約仍作無效。”

可是郝永德未經縣政府批準，又轉租給朝鮮人李升薰等人，朝鮮人為要引伊通河水入田，就強挖壕溝、建築高壩，所挖之地，都是當地農民的熟田，且高壩一築，大批的熟田將被淹沒，因而當地農民群起反對，並呈訴地方當局。

6月7日政府派員調處，日本當局領事田代重德借機擴大事端，唆使近百名朝鮮人前去築壩。日本領事除派日本便衣警察混在其間外，還派日本軍警前去進行“保護”。

縣政府據理向日本領事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卻督促朝鮮人加緊築壩，限令7月5日竣工。

7月1日，萬寶山的農民集合500多人實行填壕。

次日，日本警察竟公然開槍射擊，打死農民數十人，然後又增派日本警察40多人前去鎮壓，並煽動華、朝兩個民族之間的仇視情緒，使半島發生排華慘案。

7月19日，金陵國民政府外交部派特派員鐘毓與日本駐吉、長領事石射等人交涉，因日方提出無理要求，談判無結果。

這次事件因土地糾紛而起，日寇行為嚴重損害了農民們的利益，還開槍打死了數十人。

就在月底，日寇還在奉天街頭公開搞軍事演習，給了張漢卿一個結結實實的下馬威。

這一連串的無恥行徑立即引起群憤。

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社論，發行專刊，介紹“兩案”經過，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聲援受難的海外同胞。

許多地區自發舉行反日援僑大會。

7月3日上海灘商界舉行反日大會。

7月22日，金陵商界舉行反日大會。

7月23日，上海灘舉行追悼死難同胞大會。

7月30日，北平舉行反日大會。

對此，葉洛一馬當先，讓人從天津港數次派輪船陸續接運受難華僑回國。

許多地區還成立外交協會等組織，從事反日宣傳，呼籲人民抵製日貨，敦促國民政府對日進行強硬外交。

全國逐步形成反日高潮。

對某些商人們而言，這是大好事。

他們就喜歡日貨被抵製，這樣他們的國貨就能以愛國之名占領市場。

因此商人群體成了此次反日的主要力量，但是否真因為同胞的悲慘遭遇而做這些事，就不得而知了。

張漢卿和校長可不覺得這是好事。

他們生怕排日活動激怒日本，免得關東軍真的武力入侵。

校長給張漢卿發去了電報：“全國的排日活動，恐被地下組織利用.故官民需協力抑製排日運動。”

他又表《告國民書》：“排日運動，荼毒國家，並損壞而已。”

之後校長嚴厲取締了金陵等地的排日活動，妄圖以此緩和與日寇的關係。

這讓帶頭衝鋒的虞洽卿等人著實吃了一次暗虧。

張漢卿的做法雖然更溫和，但他的思維模式是一樣的，就是不能激怒日寇。

兩人其實都不是傻子，日寇今年在北方連番挑釁，此前還有葉洛的告誡，顯然他們是真有了入侵的念頭，但張漢卿兩人還在搞國內問題，實在沒有心力對抗。

因此隻能忍讓，忍讓，再忍讓。